其三，在某些主观权利的查明中，依赖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将各调整领域的具体的事实结构不断纳入其中十分必要。
对国家公权组织施加正向保护公法权利的法律责任，如公权机关保护公民选举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公法权利的法律责任。(2)将基本权利与纯粹经济损失关联起来，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基本权利在侵权法场域的过当渗透，过当加重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避免危及其必要的行为自由。
[24]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致人损害的，负同样的义务。国内多数民法学者倾向于认为：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仅限于私法上的权利，基本权利等公法上的权利并不属于其范围[17]。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就可以直接成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如果将基本权利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必将导致其在私法场域的过当渗透，不仅加重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而且容易诱发侵权诉讼的泛滥，影响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另一方面，身处十九世纪末的立法者没有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如窃听设备、录音技术、照相机等)会如此迅速，从而给更多的人格领域造成巨大的危害。
[35]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例如，2013年和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这种有限的有效性推定，就是指行政行为在被某些法定事由否定前，其效力是持续存在的。
[60]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3页。[75] 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同上注，第72页。因此，在现行法上，对于行政行为，即使是违法的，在正式撤销之前，也作为有效的行政行为来处理，要求国民暂且服从之。拘束力源于行为的法定性，与是否推定为合法有效也没有必然联系，不需要以推定合法有效的理论假设为前提。
相对人主张行政行为无效并不服从, 一则是对个体利益的保护, 二则就阻止无效行政行为实现并防止其造成进一步社会危害后果而言, 同样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72]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2页。
但法院认定行政处分违法，并不撤销该行政处分，换言之，不为否定其效力之裁判，此盖国家赔偿之法定要件使然。此外，既得权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以公定力的功能目标之一——信赖保护作为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这种权力不单属于国家，在公法关系上亦为公共团体所有。无效行政行为仍是一个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并不等于不存在，不能将其与假行政行为等同。
既然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影响，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效力了，先定力也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述问题是针对相对人违反相关行政处分擅自行为。[94] 参见黄全，同上注所引文。在这个意义上说，完全公定力理论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制度来系统解决行政行为的瑕疵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1）完善行政程序法及提升行政程序的价值作用。
[33] 我们认同章志远提出的合法是一种法律评价，有效是一种效力评价，前者严格而后者灵活。[40] 章志远认为，行政行为效力包括公定力、不可变更力、执行力及不可争力。
法国的司法实践中，只有法定机关有权对无效行政行为做出确认，这就说明了无效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民事或刑事之裁判以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或违法为据者，应依行政争讼程序确定之。
章志远对此批评意见表示赞同 [26] 余凌云：《行政法讲义》（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43] 江必新主张不将公定力纳入行政决定的实际效力体系，认为公定力与行政决定效力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仅仅是对行政决定在特定时间段所具有的必须获得尊重的效力的一种推定，与实体上的合法有效并没有直接联系。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121] 参见章剑生，同上注所引书，第141-145页。而且先定力并非绝对的，让相对人一味服从是违背公平正义理念的。相应的，我国选择完全公定力说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完全公定力理论体系清晰、逻辑一致。
[21] 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48]奥托·迈耶将政府意志与个人意志进行对比，个人意志做出之后还需要证明合法性，政府意志在表达的同时即确信其是满足行为有效的前提的，而不用再次证明。
实质确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不得任意改变已确定的行政行为，又称不可变更力。[117] 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在针对公定力与刑事诉讼的矛盾时，都是选择跳出公定力的范围限定，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看待问题，将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特例，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公定力的效用发挥需要受到限制，这样才能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形式效力仅要求行政行为成立，实质效力以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有效为根据。杨海坤认为，传统四效力说（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以公定力概念为核心而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
章剑生，同上注所引书，第138-140页。基于此，我们认为遵循有效推定的有限公定力理论在我国仍然有沿用的价值和必要。但是将这种意志支配提炼为尚未成立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之一，似乎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胡建淼一方面认为有效的行政行为肯定合法，即一个行政行为如果是有效的，那么必定是合法的。
从而，信赖行政处分之有效性者是值得法所保护。[143] 我们认为，法律规范说不仅可以作为存续力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作为公定力的理论基础。
有限公定力说认为除了无效行政行为之外，其他违法的行政行为就从成立时即具有推定的效力，职务行为适法性学说则是让法院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作个案的判断。[29] 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公定力是对行政决定的有效推定, 既非合法推定, 也非合法有效推定。
在林纪东先生的《行政法原论（下）》（民国68年版）以及《行政法新论》（民国74年改订二十七版）两本书中，在论述行政处分之效力时，都只说具有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三种效力，都未提到公定力。再次，相对人抵抗权的行使易造成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社会动荡而损害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安定的原因正是由于抵抗权缺乏法律规制和保障，缺乏一些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标准，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相对人抵抗权的存在和行使。
二是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公定力的判断权基于一般民众的做法不可取。这一命题包含着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仍然有效，但这何以成立恰恰是需要说明的，仅以自我证明来敷衍，难免给人以权威国家的印象。可见，法安性是对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的要求，法的实质正当性是实质效力的要求，两者不能交错。[6] [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对于这样一种行政行为，当然应该推定为有效。就属性而言，可将公定力视为一种推定力。
所以行政处分的拘束力即是存续力，乃存续存在之拘束力。[112]这也印证了我们的主张，公定力应是一种有效推定。
[50] 柳砚涛，同上注所引文。例如林锡尧指出，现代学者批评传统公定力之理论，最主要的理由是认为，所谓违法之行政处分仍有效力，不是行政处分之本质，在实体法上并无依据，因为，就实体法观点而论，限于适法之行政处分，始具有拘束力，违法之行政处分，应无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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